文革研究:從道德評判轉向制度和文化探究

王海光

在文革地方史方面,民間研究者更為活躍,已從事件史開始進入整體史,與官方地方史志形成了不同的歷史敘述。如:李遜的《革命造反年代:上海文革運動史稿》,石名崗執筆撰寫的《文革中的山西》,鄧振新編著的《貴州風雲》等。這些地方文革著作,披露了大量官史遮蔽的歷史細節,有的是作者個人觀點,有的是作者所代表的一群人的觀點。現在還有一些地方文革研究者,也在私家撰寫當地的文革史。

中央國家部委的文革史,現在也有一些民間私撰本。以外事口的成績最大。已出版的有馬繼森的《外交部文革紀實》、楊榮甲的《共和國外交部秘辛》等。中央調查部的文革史也已有人撰寫成書。
從關注高層人物到關心普通人的文革命運,是把歷史研究回到人本身。只關注高層政治的歷史是與世隔絕的歷史,是遠離民眾的“他們的歷史”。只有關心普通人的命運,歷史敘述才能成為“我們的歷史”。在這方面,一些文革史學者已有了學術自覺。如金大陸關於上海一個普通高中女紅衛兵紅鷗命運的思考文章,就是一例。



《晚年周恩來》。

歷史最難留下的是情景

在文革回憶錄中,有些回憶自己和家人文革遭遇的作品,感情真摯誠懇,描寫細膩入微,有很好的社會史和民眾史價值。如周舵回憶母親文,老鬼(馬波)回憶父親文等。可稱為“微歷史”作品。在歷史的過往雲煙中,最難留下的是情景,這類作品可以彌補這個缺憾。但這類作品需要超然的冷靜,是在白描中見思考,對作者的思想文字要求很高。這方面,周舵的憶母文是具有範本意義的。

第七,從以領袖人物中心的道德評判轉向對制度和文化的深層探究。

研究文革與評價毛澤東是聯繫在一起的。《歷史決議》把毛一生與毛晚年做了一個切割,但問題並沒有解決。關於晚年毛澤東的研究,王若水的遺作《新發現的毛澤東——僕人眼中的偉人》,直接批評了毛澤東的政治品質,對當時社會上的毛澤東熱進行了徹底解構。該書是自由派老幹部評毛的最具學理性的著作,也可以說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最後絕唱。可以說,以後的批毛者,雖有言論更有激烈者,但在學理上鮮有超過。

近年來,學界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研究,已經走出權力鬥爭的分析框架。許多研究者把文革發生投射到更廣闊的時空範圍來認識。王海光在〈血緣文化與文化大革命〉一文中,提出要從三個時段來考察文革發生原因。一是從中國現代化的長時段,考察中國一百年來革命激進主義惡性發展到極致的文化原因;二是從中共執政後的中時段,考察中國移植蘇式斯大林體制中的內在矛盾衝突到極致的體制原因;三是從大躍進敗局後的短時段,考察中共黨內矛盾從分歧到分裂發展到極致的政爭原因。唐少傑認為,文革的發生和出現,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起因:文革是中國古代千年歷史的轉型結果、近代百年危機的高度映現、現代中國數十年革命的總體折射、中共黨內數十年鬥爭的凝聚體現。

在文革發生的制度原因方面,唐少傑具體指出了中共在1949年後建立的黨的絕對領導下的“七大制度”,即單位制度、戶籍制度、城鄉街居制度、人事檔案制度、農業集體化制度、黨管幹部制度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制度。他認為:毛澤東直接駕馭群眾運動,改變了“黨權—政權—軍權”關係,使軍權獨大。林彪事件造成文革最大的政治危機。

大躍進失敗與文革發生的關係,是學界比較關注的問題。這些年來,學界把人事與制度、思想與行為聯繫起來加以考察,在實證研究上理清了許多重要的史實細節,1980年代流行的毛澤東帝王說、“家天下說”、“權力鬥爭說”等偏重個人因素的文革起因諸說,現在的學界已經很少再有人這樣講了。

第八,從空泛的宏大敘事轉向具體的微觀研究。

必須清理文革的歷史遺產

近年來,文革史研究開始由宏大敘事轉向了微觀研究,由高層研究轉向基層研究。這有兩方面原因:一是客觀原因。因為國家檔案的不開放,民間研究者無法利用,而口述史料又錯誤較多,缺乏對證性研究,會有歷史演義之虞。所以許多文革研究者採取了眼睛向下的研究策略,從大量的民間史料中找尋研究課題,進行實證研究。二是主觀原因。近年來,史學研究逐漸擺脫了宏大敘事的窠臼,轉向了微觀研究的天地。研究對象都非常具體,強調實證研究。這是歷史研究的知識體系的變化。在這方面,國外學者的文革研究選題和研究方法,都是以小見大、見微知著,對國內文革研究者是非常有啟示的。現在,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同仁們,收集了大量的上海文革史史料,做了大量口述採訪工作,編輯出版了《上海文革史研究資料叢刊》,在學界已走到了前列。

有的人批評微觀研究是“碎片”、“局部”。其實微觀個案都是與宏觀背景有關係的,是要透過個案去反映這個時代。實際上,坊間所謂的宏觀史,其實不過是一種歷史解釋系統而已。許多東西還是意識形態的教科書。

另外,從效果上看,高層研究因為史料的封閉性,出現錯訛的可能會更多。史雲在《難以繼續的“繼續革命”》一書中,曾批評高文謙的《晚年周恩來》在描寫周恩來去世後的毛澤東,錯用了不可信的網絡傳言。在高層政治人物中,因為佔有史料與敘述邏輯間的缺環,這種事情是很容易發生的。而微觀研究一般不存在這個問題。大眾性民間史料的使用,需要研究者更敏銳的學術眼力和點石成金的學術能力,成果有著更高的學術穩定性。實際上,高層政治的歷史敘述是最容易搞成“歷史演義”的,經常有人編造假史料,愚弄世人。當前在林彪事件研究的問題上,就是這樣的情況。雖然體制環境對文革史研究的限制極大,文革史學科建設舉步維艱,但總還是有一批不肯遺忘歷史的人,願意來做這件事,不離不棄,樂此不疲。這些年來,文革史在風雨交加中蹣跚前行,每一步都走的非常艱難,但進步也是明顯的。最可喜的是,第三代文革史學者和第四代學者已經漸漸生長起來了,讓我們看到了薪火傳承的希望。雖然文革史研究現在還是涓涓細流,但青山遮不住,畢竟東流去,將來一定會成為百川歸海的學術增長點。中國要想站立在現代文明高地上,就必須清理文革的歷史遺產。在這裡,只有華山一條道,是沒有岔路口的。(《文革史研究的过去、现在与展望》连载9,未完待续, 《大事件》第62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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