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革史研究真的出現了“官退民進”?

王海光

隨著網絡學術的開展,還出現了專業性的文革史網刊,如《華夏文摘增刊》、《往事》、《記憶》、《昨天》等等。這些網刊的閱讀對象是對文革感興趣的小眾群體,旨在提供文革史研究信息,促進研究者之間的學術交流。經過多年來的工作,有的網刊在文革學界已具有了一定的影響力。《往事》的編輯水準相當出色。另一方面,網絡在推動了民間學術成長的同時,也有一定負面因素。如網絡上流傳的一些極不負責任的言論,爆粗口的謾駡攻擊,惡意編造偽史料,傳播虛假信息,散布無中生有的謠言等等,對平和的理性的學術研究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。但無論如何,縱觀這些年來民間文革研究的發展,網絡的推動力應具首功。




多源化和多元化的局面

第三,文革史的研究主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,研究隊伍和研究陣地都發生了學術化的轉型,出現了“官退民進”的情況。

進入21世紀以後,民間文革史研究有一個很大的提升,形成了新的研究隊伍,出現了一批新成果。特別是近十年來,一些民間研究者在文革史上做出了很有分量的研究。民間文革史研究者的課題,大都與他們個人經歷的某種因緣有關,所以比官史更具親和力。如在文革群眾的問題上,徐友漁對造反派群體的研究、王紹光對武漢文革的研究、宋永毅對於文革異端思潮的研究、王友琴對學生暴力的研究、徐海亮對武漢七二〇事件的研究、卜偉華對北京紅衛兵的研究、何蜀對重慶文革史的研究等等,都與他們個人文革經歷有關聯性。而唐少傑對清華文革史的研究、葉青對福建群眾組織的研究,則都與他們工作單位的關聯度很高。

這些研究者與其說是一種學術興趣,不如說是學術責任。最典型的是王友琴教授的《文革受難者——關於迫害、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》一書,共有659名受難者,材料主要來自作者的調查採訪。該書揭開了民族鮮血淋漓的傷口,但真正在社會上發酵,還是在“紅二代”成為政治名詞的十年之後。

體制內的黨史研究部門,是以課題為導向的。這些年來,作為國家隊的官方黨史研究,越來越走向宣傳化的課題研究,學術的創造力嚴重退減,課題的學術含量越來越低,研究成果幾乎乏善可陳。基本還停留在80年代的水準上。

在研究陣地上,由於這些年來官方黨史部門很少再有推動文革研究的舉措,文革史的主陣地已經由官學系統轉移到了高校系統。高校系統的文革史研究路徑,通常是從校史、地方史發展而來的。因為高校的學科門類齊全,提供了文革研究的多學科工具,成果的呈現形式更加豐富。據這幾年筆者評閱高校的關於文革史碩博士論文的體會,一些論文角度新穎,視野開闊,有新的思考。高校的文革史研究,研究範圍大大拓寬,把原來比較單一的政治史研究,擴展為社會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等領域。如對服式、時尚、歌曲、電影、娛樂、婚姻、家庭等生活領域的研究,這都是過去很少觸及的方面,豐富了文革史的研究內容。有的研究分量很重。如在文革觀念史的研究上,印紅標關於文革青年思潮的研究,所著《失蹤者的足跡》一書,可謂是文革史十年磨一劍的扛鼎之作。

第四,文革史研究的史源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,由官方史料擴展到民間史料,由檔案文獻史料擴展到口述史料,由國內史料擴展到國外史料,出現了多源化和多元化的局面。(《文革史研究的过去、现在与展望》连载6,未完待续, 《大事件》第62期)


《失蹤者的足跡》一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