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革高層負面人物的回憶錄為何越來越多

王海光


二是口述史料系統的發展,以回憶錄為主的口述史料的大量出現,彌補了文獻資料的不足和缺憾。在文革結束30年後,海內外出版了許多“文革”當事人的回憶錄。這些回憶者的身份各異,有高層領導,也有底層群眾。不僅個人(或家人整理)性質的回憶史料,也有兼有研究性質的回憶史料。不僅有記錄和澄清有關史實的個體回憶,也有為了記憶和反思歷史的群體回憶。這些回憶錄的共同特點是個人和民間性質的。其中尤其以文革高層負面人物的回憶錄,最為研究者關注。這些人物參與文革高層決策,是許多重大事件的知情者,他們知悉文革高層政治的內幕,又有給自己的事情說清楚的主觀動機,在回憶錄中披露了很多內情,史料價值很高。如陳伯達、王力、徐景賢、黃永勝、吳法憲、李作鵬、邱會作、戚本禹等人的回憶錄,都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情況,可以補充文獻史料的缺漏,與官方敘述形成一種對證和互證關係。但是,任何當事人回憶都會有自我遮蔽和記憶錯誤的問題,需要加以鑑別使用。




另外,還有些“文革”群眾組織的領袖人物,也寫了他們如何參加文革運動的回憶錄。如聶元梓為首的“紅衛兵五大領袖”的回憶錄,各地紅衛兵造反派主要成員的回憶錄。值得注意的是,近年來工人造反派領袖的回憶錄。他們大都在文革後被審查,許多人受到不公正待遇。他們的回憶錄不僅講了運動情況,還講了他們參加運動的心路歷程,是研究文革群眾組織和群眾造反心理的重要史料。

《戚本禹回憶錄》。

史料都會有其侷限性

三是海外史料的補充,打開了內外互證的通道。本世紀以來,中國學界收集了大量的國外有關對華的檔案資料,有些已經翻譯出版,其中不少是關於文革的內容。有三套書特別重要。第一套是沈志華主編的《蘇聯歷史檔案選編》。該書共34卷36冊,時間跨度從1917年初到1990年代初,涵蓋了前蘇聯內政、外交、軍事、社會、國際共運各個方面,有會議記錄、電報電話、往來公函、請示報告及批示、審訊案件及申訴、日記及回憶錄、私人信件等一萬餘件檔案文獻。中國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發生,與中蘇關係的破裂有直接關係。這套蘇聯檔案材料的翻譯出版,對研究文革發生背景提供了第一手資料。第二套是沈志華、楊奎松主編的《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(1948—1976)》。該書共8卷15編,其中第8編是文化大革命。其他編如中蘇關係、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、中國與第三世界等,也都涉及到文革外交的內容。可以看到中國頭號敵人“美帝國主義”如何看待中國的。第三套是沈志華主編的《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——中蘇關係》。該書共有2625件文件,是從四千多件有關中蘇關係的俄羅斯檔案中挑出來的。時間跨度是從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時期到1991年蘇聯解體。彌補了上述《蘇聯歷史檔案選編》中缺欠中蘇關係部分的空白。這三套資料書所編,都是非常珍貴的史料,一般搞中國史的學者很難接觸到。它們的公開出版,為中國的文革研究者打開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門,可以把文革的問題放到當時世界環境中去認識了。

在民間史源不斷拓展的同時,官方史源也有新的進展。最具官方權威性的是文獻版領袖傳記、年譜、文集,近年來得以系統出版。特別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《毛澤東年譜》、《周恩來年譜》等領袖譜傳,披露了許多新史料。任何單一史源的史料都會有其侷限性,都會刻意遮蔽掉一些東西。所以,史源的擴展,意味著客觀性的增強和片面性的減少,研究水準的整體提升。

總之,這十多年來,文革史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很大發展。在研究路徑上,從過去的宏觀研究,擴展到中觀研究和微觀研究;在研究角度上,從過去的高層文革史的研究,擴大到地方文革史和基層文革史的研究;在從傳統的政治史研究,在研究領域上,從政治史領域擴大到經濟史、社會史、文化史和生活史諸領域;在研究主體上,由專家學者的小眾研究,發展到大眾參與的研究……。許多其他學科的研究者,開始把他們的專業觸角伸到了文革學的領域,做出了頗有新意的專業性研究,推動了文革史的學術化建設。(《文革史研究的过去、现在与展望》连载7,未完待续, 《大事件》第62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