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伯達在生前對被打成“林陳聯盟”始終不能接受




毛澤東與林彪。








齊茂吉




林彪誤判形勢



毛澤東雷霆發威、龍顏大怒,其實關鍵並非是毛宣稱的國家主席問題。即使毛多次宣稱不設國家主席、也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,為何在政治局常委會中,其他四位常委林彪、周恩來、陳伯達、康生仍然敦請毛出任國家主席呢?其中康生原來是持反對意見的,可是九屆二中全會上,在國家主席的問題上,康生的調子卻是最高的,四位常委中,只有康生公開提出設立國家主席,並且請毛澤東任國家主席,林彪任國家副主席,如毛不當的話,則由林彪當國家主席。康生也是唯一在會上提出請林彪當國家主席的人,康生這種論調是否就是毛的意見呢?當初,汪東興也曾傳話給林彪集團,毛不主張設國家主席,也不想當國家主席,要設的話,就由林彪當國家主席。由此可見,毛澤東確曾有過要林當國家主席的念頭。



由於林彪本人身體不好,深知自己沒有精神體力當國家主席。更何況國家主席只是個虛職,他不必大費周章去爭取一個虛有其名的頭銜。因此,林彪從未交代四大金剛部署相關的行動。在九屆二中全會上,林彪的講話或許是顧及毛澤東的謙虛,或許也是為了避嫌,他只含蓄的提出了“無產階級專政元首”一詞,以表達他的立場。雖然葉群事前告訴吳法憲等人,要堅設國家主席,並擁護毛當國家主席。不過,吳法憲、李作鵬、邱會作甚至葉群在這一波攻勢中,也沒有在小組講話中提到國家主席的問題,只有陳伯達在汪東興講話時插了一句話,提到了毛當國家主席的意見。至於汪東興則大張旗鼓地提出了毛當國家主席,林當國家副主席。



由於汪東興的身份特殊,因此會上紛紛湧現了相同的論調,也是理所當然。在那個“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的地步,服從毛主席到盲從的地步”的年代裡,與會代表唯恐落後於形勢,爭先恐後地表態支持毛當國家主席,而形成各方勸進的局面,有些人甚至聯名寫信給毛澤東、林彪,擁護毛當國家主席。在與會代表中除了江青、張春橋、姚文元以外,可以肯定的說,絕大多數的代表都擁護毛澤東當國家主席,更何況當時整個會議氛圍又出現要揪出反毛的壞人,江青也不敢輕攖其鋒,冒然提出反對意見。至於毛澤東要不要當國家主席,那是另一回事。反正毛澤東本身出爾反爾,言行不一,早已司空見慣,說不定哪天他老人家靈機一動,就“違心地同意”接受國家主席,也不足為奇。真正令毛澤東生氣的是,林彪將他的話置若罔聞。



在這場紛爭中,林彪忽略了毛澤東兩度告訴他不要點名,既不要點張春橋,也不要點康生。毛澤東的態度說明在批張春橋的問題上,他是有保留的。結果在短短不到一天半的時間內,就出現一哄而上的揪人運動,此外吳法憲等人又有意無意間透露風聲,張春橋之名不脛而走,張遂成眾矢之的。在一旁窺視的毛澤東,當然把這筆帳算到林彪的頭上,正如同在九大時林彪壓低江青的選票一樣。毛澤東若不出手的話,張春橋就難保了。問題是,張春橋的後台是誰呢?眾所周知,就是江青,而江青的後台,就是毛澤東本人。換句話說,毛澤東就是江、張的總後台。打了張春橋,就等於打江青,在毛澤東看來,就是衝著他而來,因此毛認定:“他們〔林彪等人〕名為反對張春橋,實際是反我。”(注78)再加上江青、張春橋都是“文革”路線的忠實執行者,在毛澤東心中,林彪此舉無異是挑戰“文革”路線,這也是毛最在意的地方。有鑑於此,廬山會議這場風波,毛澤東不僅視為兩個司令部的鬥爭,而且上綱上線,將他和林彪之間的紛爭,欽定為中共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。(注79)



清算林彪的欲加之罪



那麼林彪的路線又是什麼呢?根據周恩來在十大中所提出的政治報告:“九大以前,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。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,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。”(注80)事實上,陳伯達在他原來所擬的政治報告中,確實是主張九大以後應該發展生產,因此他反對張春橋、姚文元所擬的政治報告中所強調的抓革命。陳伯達在生前也表示,這都是他個人的行為,與林彪無直接的關係。(注81)換句話說,陳伯達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,但是他的意見卻與張、姚相左,固然這中間有文人相輕的意氣之爭,不過基調不同也是事實,陳也不諱言。問題的關鍵是,毛澤東支持且認同張、姚所擬的政治報告,陳只好孤芳自賞。陳伯達在生前對於被打成“林陳聯盟”一事,始終不能接受,曾多次上書要求平反,陳更極力撇清他和林彪的關係。他表示:“那為什麼非要把我和林彪連在一起?我和他沒有多少接觸,對他不瞭解。過去毛主席對林彪印象很好。我是因為毛主席信任林彪,才相信了林彪的。”(注82)



值得注意的是,1981年6月間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中,提到中央文革小組時,只點名林彪、江青、康生、張春橋,卻沒有點名陳伯達。(注83)這份歷史性的文件並未對陳伯達進行評價,顯示當時的中共中央在清查“文革”期間的案件時,已發現了一些問題。可是一旦處理陳伯達的問題,不僅將牽扯到林彪的問題,而且也勢必涉及毛澤東的問題。當初就是毛澤東一聲令下,陳伯達立即倒台,“林彪事件”後,陳與林綁在一起,罪行不斷升級,由“反黨集團”變成了十惡不赦的“反革命集團”,陳最後還被送上大審林江集團的審判台,被判了18年的重刑。不過,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不點名陳伯達,對陳來說已算是額外開恩。



此外在陳伯達被判刑後,他曾向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,為當初受到他株連的前妻劉淑宴開脫。結果不久後,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就調劉淑宴回北京。當時中紀委第二書記是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,當年鄧也曾因周的事情,經由劉向陳求援,事過境遷,鄧投桃報李,指示中紀委為劉平反,並安排至中央辦公廳離休。陳伯達表示:“在中國,一個倒台人物的妻子能恢復原有待遇已屬不易,能仍然安排在中樞機關則實為絕無僅有之事。”(注84)



《1970年廬山會議再剖析》連載8,《中國密報》第54期)



78,〈毛澤東在武昌與華國鋒、汪東興的談話〉(1971年8月25日),宋永毅主編,《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》光碟。

79,〈在外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〉(1971年8月-9月),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》,冊13,頁242、245。

80,〈周恩來在中共十大上的政治報告〉(1973年8月24日報告,8月23日通過),宋永毅主編,《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》光碟。

81,同注16,頁132。

82,同注5,頁413。陳曉農也為其父喊冤:“陳伯達生平小心翼翼地服務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,他有什麼必要,有什麼膽量背棄毛澤東而去與他人結盟呢?”見前引書,頁423。

83,《人民日報》,1981年6月30日,版1。

84,同注5,頁31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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